有人问，清朝的人口为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出现了惊人的爆发式增长，直接将一个七千万人的国家变成拥有四亿人口的膨胀帝国？

　　公元17世纪中叶，清朝经历了从兴起到统一的过程，极端的战乱导致人丁锐减，。即便到了康熙时期，全国的人口数量也只维持在约两千万左右的水平。然而，从18世纪开始，清朝的人口增长便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通道。

　　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便是这一时期多种高产的新型作物大量传入中国，极大地丰富和提高了粮食产量，奠定了人口快速增长的基础。

　　这些新型作物中，以马铃薯和玉米的效果最为显著。根据历史学家的研究，马铃薯是在明朝万历年间从美洲传入中国的。起初，它仅作为一个观赏植物出现在达官贵人的花园中。没人想到这个看似平淡无奇的植物，竟蕴含着如此巨大的救命来源。

　　到了清朝中叶，马铃薯已经在华北一带广泛推广开来。那里的百姓们发现，只要有了马铃薯这个不怕旱情的物美价廉的粮食作物，即便遇上灾，也不用再提心吊胆忧心忡忡。一顿马铃薯饭下肚，整个人都暖烘烘的。

　　而同样起源于墨西哥的玉米，在明朝中后期传入中国。起初它也只是一种奢侈的观赏植物，达官贵人们喜欢把它当作庭院中的装饰。后来逐渐有人发现，这东西原来是可以当饭吃的！不但个头大、产量高，而且对旱情的抵抗力还远胜过小麦。

　　到了清朝雍正年间，玉米已经在长江流域和黄淮海平原广泛栽培开来，成为区域里的主要粮食作物。每亩地的玉米产量比小麦高出三五倍不止，最高可达五百斤！

　　有一位老农这样赞美玉米的效果:“吃了玉米，我们家的小孩子们，跟兔子一样生得快！”原来，丰富稳定的粮食供给，直接带动了人口数量的迅猛增长。

　　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些高产的新型作物为清朝巨大的人口基数奠定了的物质基础。没有它们强有力的“粮食支撑”，后面的人口爆炸很难实现。

　　在推动清朝人口增长的诸多因素中，取消了几千年历史的人头税制度，也占有十分关键的一席之地。

　　我们知道，自古以来中国就实行人头税这一按人口数量抽税的制度。一个家庭人口越多，需要缴纳的赋税也就越重。这直接制约了普通百姓敢于生育更多子嗣的积极性。

　　据传，明清时期的老百姓家庭里往往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少生薄禄多生苦。”意思就是说，生得少了虽然入不敷出，日子过得拮据，但生得太多的话，各种赋役和税收的负担也会跟着成倍增加，让人更加生不如死。

　　所以为了减轻经济负担，许多普通百姓实际上都在有意无意地控制生育，选择只生一个或两个孩子。这直接导致了严重的人口遏制效应。

　　然而到了清朝初期，雍正迫于财政收入匮乏的压力，下定决心彻底废除了这个历史悠久而又极不合理的人头税制度。他农业赋税体系，实行了“摊丁入亩”的制度，用土地面积而不是人口数量作为计算赋税的标准。

　　这一重大举措立竿见影，极大地减轻了农民的生育负担。全国的户籍登记人口数在一夜之间就暴涨了一倍有余，从此普通百姓家庭可以无顾虑地生育更多子女，不再需要刻意生育。这为清朝后来的人口爆炸式增长，奠定了政策和制度层面的关键基础。

　　此外，这一时期中国传统医学和疾病防治技术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疾病死亡率的大幅下降，同样成为推动人口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以防治常见的天花病为例。早在明朝隆庆年间，中国医生就已经研发出了人痘接种法，也就是后世所说的种痘术。这一防治天花的重大医学发明，在清朝时得以充分推广。据说在乾隆年间防治天花的成效尤为显著，死于天花的人数大幅度减少。这无疑也使更多的人口得以幸免和存活下来。

　　此外，传统中医药书籍的大规模出版发行，也使越来越多的中医药从业者可以获取前人的医疗经验。例如明末医学家任所著的《医林改错》一书，在清朝时期的印刷和发行量就高达十多万册。可以说，中国传统医学水平的整体提高，也对人口死亡率的下降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清朝中叶以后的时期，朝廷在鼓励生育方面也制定和实施了许多积极的政策，这也从制度层面推动和激励了人口的增长。

　　比如，朝廷进一步放开和鼓励过继制度的应用。在中国古代，男性后代对于延续和发扬家族血脉的重要性远高于女性，所以多子的家庭往往更受重视。而过继儿子作为“外来嗣子”也完全可以被如实亲生儿子一般对待。这使那些只生育女儿的家庭也有机会补齐“短板”，获得麟儿。

　　清朝取消了明代对过继的部分，只要家境良好，不分男女都可以过继收养别人家的儿女。这推动了“名正言顺”的人为生育。据说在乾隆年间，一些达官家庭通过过继的方式获得的养子女多达几十人之多，可见当时这种风气之盛。

　　此外，朝廷也会通过减免税赋、送礼等方式，对生育较多子女的家庭给予一定的励。这些生育激励措施，也从经济角度促进了百姓敢于生育更多后代。

　　不得不说，这一历史时期农民负担的大幅减轻，也极大地提高了普通百姓的生产和生育积极性，是人口得以迅猛增长的一个重要社会因素。

　　相比之下，在此前的明朝，朝廷为解决财政收入的困境，几乎压榨式地向百姓们抽调各类苛捐杂税、收取。这使得普通老百姓了几近吃不了兜着走的处境。生育所得婴孩往往难以为继，许多人选择天涯或弃养子女。

　　而清廷在此期间采取的减税减赋政策，极大地缓解了百姓的压力。同时，对矿税、塞税等古老赋役项目的裁撤，也让人民群众明显感受到了来自国家的关怀与照拂。这焕发的生产积极性和生育热情，为日后人口数量的迅猛扩张提供了的社会基础。

　　综上所述，在这一历史时期的中国，新型高产作物的推广、农业赋税制度的、医疗水平的提高、政策的支持鼓励以及社会的变化等多方面因素共同推动了人口数量的爆炸式增长。

　　然而值得我们深思的是，这场看似盛世的人口爆炸，却也在后世埋下了许多社会问题的隐患。到了晚清时代，膨胀的人口基数已严重超过了相对落后的生产力水平所能有效承载的程度，导致了广泛的土地兼并，农民状况的全面恶化以及的社会危机。

　　可见，人口的快速增长并不等同于实力的提升。如何在人口合理增长的同时，更加注重科技文化和等软实力的进步，依然是我们这一时代亟待破解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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